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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对执行案件过程实行模块化管理问题的探究

  发布时间:2016-06-01 10:32:42


 随着网络技术的高度发展,模块化理论不仅被迅速传播,而且已经转化为一种新技术被广泛应用。模块化设计已被广泛应用于司法领域,将模块化理论引入执行案件过程中,无疑会使执行工作从思维到制度发生一场崭新的变革,让执行工作以更加清晰的姿态展现“看得见”的正义。在实质上案件执行过程是司法裁判的延伸过程,它同样具有模块化设计与运作的制度机理。人民法院根据执行案件运行规律,为执行权列明权力清单,并根据执行权力类别,将执行权划分为“送达模块、财产查控模块、财产评估模块、财产变价模块、人员控制模块、款物发放模块、异议及裁决模块”等模块,并设立若干专门执行团队分别行使,针对执行案件的每一个模块、每一个执行节点,制定人民法院执行流程管理细则,给予期限限定、职责分工,以改变以往执行人员一执到底、权力集中、不易监督而产生的“消极执行、乱执行、选择性执行”等问题。

 一、执行案件过程模块化管理的概述

 模块化就是把问题细化,分级别管理,各负其责.管理模式就呈金字塔状,模块化是一种处理复杂系统分解为更好的可管理模块的方式。

 执行案件过程模块化管理,顾名思义是指对案件执行过程进行模块化“分解”和“集中”处理的行为或过程。模块化是一种将复杂系统分解成为更好的可管理模块的方式。它可以通过在不同组件设定不同的功能,把一个问题分解成多个小而独立、互相作用的组件,来处理复杂、大型的系统或工程。对执行案件过程进行模块化处理,意味着将执行案件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按照某种规则,划分成若干个小的子系统,从而实现对各个模块的集中有效管理,对其功能予以更为准确的定位,达到模块自身的优质化、功效的最大化,在此基础上,将各个模块进行有效对接与整合,形成更为优质、协调、高效的统一体。在执行系统的结构中,每个执行模块都是可组合、分解和更换的单元。执行案件模块化的核心内容包含“分解”和“集中”两个方面,即执行案件模块分解化和模块集中化两个动态的过程。前者是将整个案件执行过程,按照某种联系规则拆分成若干相对独立的半自律子系统的行为;后者则是按照某种联系规则,将若干相对独立的半自律子系统统一起来,组成统一的案件执行过程的行为。

 执行案件过程管理模块具有以下特征:1、相对独立性。对每个执行模块可以单独进行设计、修改和存储。2、互换性。每个执行模块都可以单独更换或者改变。实现执行模块间的互换,使执行模块满足更大数量的不同的需要。3、通用性。根据不同的执行模块排列需要,执行模块可以适用于不同的系统中,发挥其最大的效能。

 二、执行案件模块化管理的现实意义

 对执行案件过程进行模块化整理,从根本上讲,是实现法院执行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灵活化,确保国家司法制度公正高效运转的需要;对现实而言,其意义更为迫切而直接。主要表现在:(一)有助于克服单一执行方式的局限,整合各种执行方式的效用。(二)执行案件过程管理模块化有助于防止案件执行过程的“泛模糊性”混乱。自21世纪早期开始,案件执行就在经历着不确定性或模糊性革命。执行案件的模糊性主要由法律规则的不确定性、执行案件事实的不确定性、事实和法律规则之间的非完全匹配性和执行结论的非唯一性所构成。现代生活的急剧变化使得立法往往表现出‘大刀阔斧’的政策指向,大批量的立法显然已经没有了传统立法的那份从容,而对相关概念用语缺乏充分法理分析的结果,必然加剧法律自身的不确定性或开放性;法律适用者在与法律打交道时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的成见,即使法律制定得完美无缺;法律规则之间也布满矛盾,这些将导致执行法官对同一个案件做出不同的判决。与此同时,执行案件事实的确定性也面临着挑战,因为被执行人可能说谎,物证可能被伪造,执行标的可能灭失,调查取证要受时间限制,当事人可能隐瞒真相,执行法官因感受不同对事实可能有不同的认知等,因此,执行案件真实的发现具有某种程度的“或然性”。我国持续十年之久的关于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大论战,也是源于事实确定性的考量。而事实和法律之间的非完全匹配性和裁判结论的非唯一性,则是法律和事实不确定性的必然结果。这是必须警惕的。法律的作用在于防范人性弱点,防止立法的任性和司法的专横,保障自由存在的确定性、普遍性。有效制止案件执行“泛模糊化”的混乱则可谓当务之急。应对法律不确定性的努力,助推了法解释学的勃兴,但是,解释不是万能的。执行案件模块化管理有望从司法审判执行的不同阶段、不同角度,对执行法官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进行思维方法上的科学规范,在模糊性、不确定性中求得明确性、稳定性。(三)执行案件过程模块化管理有助于合理张扬司法自由裁量权,增强司法应对社会生活的便宜性。司法自由裁量权旨在缓和相对固化稳定的法条与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潜在优势在于它有可能带给我们有些可望不可及但确实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个体正义,中国在实现法治国的进程中,对司法自由裁量权表现出明显的期盼与惧怕、爱与恨交织的两难情愫。其实,既然自由裁判在事实上不可避免,因为法官可以悄然将“野炊”换作“正餐”,既然自由裁量也能让中国人从遍及十几亿人口的大法捆绑中获得些许便宜,为何要拒绝。同时执行案件过程模块化管理可以为法官自由裁量权划定具体适当的活动范围,既有助于防范法官自由意志的任意无限抛洒,在宏观上约束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又可以给自由裁量权以特定的张扬空间,在此限度内,给法官以充分灵活、机智便宜裁判案件的自由。

 三、执行案件过程模块化管理的可行性分析

 执行案件模块化管理的前提条件是执行案件系统具有复杂可分性。简单的系统无需模块化,不可分的系统无法模块化。系统的可分性意味着该系统既能被分解成若干独立的子系统又可以进行重新组合,并且在集成的过程中不会失去原有的功能。执行案件本身的复杂多样性使其具备分解的需要与可能。(一)执行法官受其知识、经验、阅历、性格等的深刻影响而在不知不觉中引导着执行的思维走向。在我国司法裁判执行中,案件执行要经过审查法律文书、送达执行通知书、调查、申执行请人举证几个阶段。在其他多数情况下,执行法官是不能表露其对于案件的倾向性看法的,其思维活动一直处于隐而不显的状态。实践中有许多执行案件基于各种原因,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不便表达的意会思维。在裁判文书说理不充分,执行案件标的不明晰,包括对证据、事实认定说理不明,法律适用缺乏足够的解释论证,前提与裁判结论之间逻辑联系不清等方面。这种状况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并未彻底改观,其根本原因不完全是表达技术落后,更重要的是有太多不便于表达的原因存在,使得法院不愿意清晰表达,或者表达上言不由衷、不合逻辑,理由无法支持结论。苏力教授也认为,中国法官在判决书中所表现的“分析判断不足”不是一个法官的个人能力问题,而是制度使然。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形,即现行裁判理由没有给道德人情留下空间。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里,法官的道德情理评判普遍存在,但却不能明确表白。案件执行中存在的潜、显思维差异,以及意会思维过于普遍,言表思维词不达意、虚假掩饰的弊端,急需在认识上受到重视,在理论上加以分类、比较并在实践上给予疏导、规范。模块化可分解潜思维、意会思维和言表思维,对各模块进行充分的研究和规范,在此基础上进行整合统一,明晰各类执行形式应有的权重和向度,打开思维暗箱,减少“沉默的思”,扩大言表思维的内容,促进案件执行过程整体上达到科学化、明晰化。(二)内容上,执行案件有明确定性和模糊范围的区分。它不像司法上罪与非罪、情节严重与情节轻微、事实清楚与事实不清、证据确凿与证据不足、公正与不公正等,既没有量化的标准,也不存在非黑即白般截然分明的界限,往往会有亦黑亦白的中间区域,但是,法与裁判在任何时候,都有其不变的定力或核心确定性,这就是其明确的定性或质的规定性。如刑法和民法、民事侵权与刑事犯罪、合同有效与无效,虽然具有边界不清、隶属共存的模糊性,但仍然可以将它们区别开,依据的就是它们各自具有的质的规定性。法律的不确定性仅存在于涉及词汇边缘含义的疑难案件,而法律概念的核心意义都是明确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消除这种确定性核心和非确定性边缘的两重性。这样所有的规则都伴有含糊或空缺结构的阴影。(三)案件执行过程具有不同运行机制。首先,要有输入,从制度一端进来的原料。就是法院要等申请执行人提出申请,才开始工作。下一步是法院执行工作人员和当事人开始对输入的材料进行加工。送达执行通知书、调查等。因为在现代诉讼中,法官对于案件事实、争议内容、相关证据等情况的掌握,主要不是靠自我寻查,而是靠原被告或控辩双方的提供或信息输入。输入期执行案件具有被动受制的特点,因为案件来自于当事者。无论是英美法系裁判者的消极听证,还是大陆法系司法官的积极调查,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因此,输入期执行案件必须遵循听证规则,目标是了解冲突真相和各方观点。其次执行案件显示出积极能动、主动裁量的活跃性。在已有信息的基础上,执行法官的中心任务是认定证据和事实,选择法律规则并使二者相匹配,因而需要目光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来回穿梭,将事实与规则、理智与情感、逻辑与直觉、知识与经验等多种元素一起进行搅拌混合,从而得出认知结果。这里有逻辑推演,也有直觉跳跃,有循法思维,也有自由裁量。再者执行法官重在对执行结论进行合法性、合理性论证。执行案件顺序在此发生了改变:法院将多种因素酿造的“化合物”执行结论当做意念中的论题,从事实和法律中寻找较为贴切的内容作为论据,这些特色鲜明的案件执行过程,为模块化分解奠定了基础;反过来,模块化研究和实践掌控,也有助于执行案件在各阶段严谨缜密,在整体上科学顺畅。

 四、执行案件过程模块化管理的目标与内容

 (一)案件执行过程模块化需要解决的基础问题是执行案件模块化在初始阶段,应重点解决三个基本问题:1、认识执行案件的特点和多元化构成。案件执行是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却并非单一同质化的。从执行案件的不同角度,如目的、任务、主体、客体等多方面对其进行透视与识别,是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执行案件的钥匙,也是进行执行案件模块化管理的基础。2、根据不同标准对执行案件进行分级、分层的模块化设计与划分。从大模块、中模块到小模块,可逐级分解,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封闭的单元。在此基础上,再将各模块相连接,形成统一、顺畅而完整的执行案件整体。3、制定执行案件模块化的目标和基本规则。

即依据什么标准划分模块,每个模块的目标或任务是什么,模块内需要遵循哪些基本规则,评价标准是什么等。除此之外的细则与内容则由模块内操作者自行设计与把握。也就是说,每个模块都有自己的定性和延伸空间,明确执行案件过程模块的硬性架构和内在弹性,是模块化管理运作和评估的基本依据。硬性架构即基本规则和评价标准,是必须遵守的,其余的内容或空隙,则由执行法官自由填充。(二)执行案件过程模块化的延展内容如同数学上可以被N次分解的分母,模块化的分解和集中也可以多层级地延展,如果需要和条件许可。从模块化对执行案件可能产生的深刻影响分析,执行案件的模块化将会延伸向以下方面:1、执行过程的模块化。执行案件模块化的外在表现,首先是打破案件执行过程全程统一的传统,对执行过程进行模块化分解,形成各自相对独立的运作模式。这些模块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数种: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陈述与证据展示模块,执行听证模块,认证模块,裁判文书制作模块等。这些模块各自都具有不同的形式和程序规则,并可能继续分解。在现代社会,不断涌现的超大型复杂执行案件,正在挑战着法院传统的执行方式。时间地域跨度大、事实证据复杂的案件。按照执行原则,一个执行法官从头至尾执行完毕,往往需要数十天、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这对于执行法官就不仅仅是身体劳累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远远超出了生物人注意力、记忆力所能承受的智能极限。如果将执行过程进行模块化分割,情形必将发生质和量的双重改变,这或许是司法现代化需要解决的又一重要命题。2、执行主体的模块化。执行过程模块化的结果是促进执行主体结构由传统的一体化向分离化转变,或者说是由集权化向分权化迈进。因为既然不同的执行模块在形式和程序规则上存在差异,那么,它们就完全可以由不同的主体承担。同一个案件完全可以由执行法官A负责送达执行文书与调查,执行法官B负责撰写裁判文书如此等,而不必由同一个法官或者合议庭包揽整个执行过程。执行主体的模块化既可以提高裁判的专业化水平,又可防范执行权过于集中的司法专断。更为特别的功能是可以将中国司法过程中审判委员会裁判案件、专家提供意见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现实,转变为合理正当的制度需求,因为在案件事实和证据一定的情况下,关于法律适用、文字表达等,并非一定要听证者专为,并非不可广纳建言。从法律上看,我国是法院行使执行权并指定法官、聘请陪审员负责个案的执行,法律并未限定一案只能有一个执行主体。假使法律有这样的规定,也是违背现代分权政治、民主决策的时代精神而需要修正。3、执行错案责任的模块化。在模块化条件下,错判、误执的风险被N次方地分散了,因而错误几率也被大大降低,因为整体系统的风险由于模块的分化而得以分散,执行子模块只需要应对其相应部分的风险,风险可控性得以增强。另一方面,对执行错案的评估、排查、纠错和责任追究,也会有更为明确的范围和灵活的方法,按执行模块排查并更换问题模块,不必将整个执行全部推倒重来。这样做不仅有助于提高执行的效率,减轻执行信访率、执行回转工作负担,还有助于防范可能带来的新的不确定因素与执行错案风险。

 五、执行案件过程模块化管理的完善建议

 (一)设立专业执行团队,明确执行分工。设立执行查控组,查控组归属执行局综合处,负责所有执行案件的财产查控工作,查控范围包括网络执行查控系统、被执行人房产、车辆、股权等相关执行财产线索。设立执行实施庭,分别为执行一、二庭。在执行实施庭内按照1+3+3的模式建立办案小组,由一名庭长或副庭长担任办案组长,并配备三名书记员、三名司法辅助人员,由办案组长对执行案件负责,并根据案件地域的归属、执行事项的种类等分门别类,统筹分配书记员任务,提高执行效率。办案小组负责执行文书的送达、被执行人查控、被执行财产实际控制、财产处置、执行和解等执行实施事项,并对所办理的执行案件整体负责。设立执行裁决庭。裁决庭为执行三庭,负责执行异议审查,追加、变更当事人,不予执行,驳回执行申请,终结执行,中止执行,拍卖、变卖财产,冻结到期债权等重大执行事项的裁决,重大敏感案件的执行听证等工作。充分运用邮寄送达方式解决执行送达难,并将财产评估模块交司法技术科负责,将财产变价模块交执行局综合处进行统一网络司法拍卖,将款物发放模块交行政装备科集中发放。(二)保障执行案件过程模块科学运转,节点限期办理。按照人民法院执行流程管理细则要求,办案小组与各个专业必须紧密配合,各负其责,限期办理各自执行任务。办案小组受案后,必须在7日内完成全国法院执行案件信息网的录入工作、制作财产查控执行裁定书、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平台等三项工作,并移交执行查控小组进行被执行人财产查控。查控小组必须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财产查控工作。在查控小组查控财产的同时,办案小组开始完成与送达部门的交互工作。查控财产后,办案小组必须在一个月内完成财产实际控制和发出限期履行通知书等工作,并向技术科发出评估需求。评估结果异议期限届满后,办案小组应于3日内向综合处发出司法拍卖需求,将涉案物品统一交付司法拍卖。案件款项及执行标的物统一交行政科专户保管,办案小组必须在款物到案后20日内向行政科发出财物发放通知,由行政科向当事人发放执行款物。遇有当事人异议或者需要执行裁决的事项的,全部交由执行裁决庭审查决定。(三)各个执行团队各负其责,形成有效监督。除必须由办案小组完成的事项外,办案小组仅需按规定期限向执行团队发出指令,其执行事项就由执行模块化团队分别行使,办案小组或执行团队逾期发出需求或反馈结果的,执行庭长和局长及时介入督导,并追究相应人员责任。(四)实现繁简分流,作好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首先作好规定的“四查”等法定职责,对于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快办、精办,对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予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其次,对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案件,每半年再进行一次财产查询,确保当事人能够最终实现债权。再者,设立执行110举报热线,接受当事人及知情人对被执行人及其财产予以举报,对举报的线索限时查证,限时控制。除需要评估拍卖和执行和解的案件外,一般执行案件均要求在3个月内执行结案。(五)根据执行法官提升素质需要,打造执行技能培训模块。细心组织执行案件技能培训,全力提高通过率;尽心筹措布署执行案件竞赛,倾力打造金牌团队。精心构建培训体系,努力提升执行法官素质。通过党员、干部带头推行“天天半小时培训法”将学习内容与工作实际灵活地结合在一起,强化执行法官实际工作能力,使执行法官间形成“互帮互学”的良性学习环境。(六)每月开展岗位互查。为确保执行案件过程无隐患、无违纪。在日常执行工作中开展各执行岗位之间互检互查互监的活动。各岗位的执行法官在巡检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或隐患都可以及时报告和处理,不同岗位的执行法官都可以直接指出、制止或纠正其他岗位执行法官的不端行为,各执行岗位的负责人在每个月末与分管院长一起检查各执行岗位的工作情况并针对检查出的问题及时记录、分析和处理。并建立“每月一星”制度,调动执行法官工作积极性。选举“每月一星”,顾名思义就是每月评选出一名工作认真负责的执行法官进行表彰奖励。把抽象的先进形象,转化为现实中具体的人和事,真正做到执行法官学有榜样,先进能够发挥应有的表率作用。同时,评选“每月一星”还能在工作中发现大量具有责任心的执行法官,使他们成为案件执行中的主力军。通过“每月一星”的选拔和培养,使执行案件过程模块化管理始终处于可控的状态。并设立“模块管理员”制度,深化监督管理机制。进一步提高模块化管理水平,让每位执行法官轮流当一周的模块管理员,打破过去的思维定式。开设微信小课堂,建立微信群,工作中发现问题后,及时解决完后,由执行法官拍下照片,写出问题所在、解决办法等发到微信群,让其他执行法官及时了解当天发现的问题,以至于今后发现此类问题,可以自行解决。与此同时合理划分至各模块的执行法官发挥业务特长,精力打造模块建设。统一思想和目标,以达成各模块之间是环环相扣,互相协作的局面。

结语

总之,人民法院根据执行案件运行规律,为执行权列明权力清单,并根据执行权力类别,将执行权划分为多个模块,针对执行案件的每一个模块、每一个执行节点,制定人民法院执行流程管理细则,给予期限限定、职责分工,以改变以往执行员一执到底、权力集中、不易监督而产生的“消极执行、乱执行、选择性执行”等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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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刘黎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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